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11月6日出生在广西苍梧县大坡乡一个亦耕亦读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之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及其桂林办公厅主任等职,并被任命为国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军阶升至一级陆军上将。其在此过程中为我国取得抗日战争之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前期积极探索抗日救国之路

在侵华日军于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先前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的李济深,重获自由并恢复了党籍。面对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号召,他马上请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积极投身于中国军民抗日救亡斗争的行列中。在抗战前期,李济深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一,李济深敦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并积极声援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为此,李济深当时曾要求蒋氏发布“罪己诏”,召集全国的政治人物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结果遭到蒋的拒绝。1931年12月,他受命一度出任国民政府军事训练总监部上将总监职,负责掌理全国军队及所辖军校和国民之军事教育等事宜。1932年初,驻扎上海等地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击日寇入侵上海时,李济深立即通电声援“一·二八”淞沪抗战,并要求国民党当局决心长期抗敌,速将东北义勇军等调入关内来抗战。他还为此赴北平做张学良等人的工作,此事终因蒋介石暗中阻挠而未能办成。淞沪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即于3月5日决定:重设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接着,国民党中政会任命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李济深此间受命担任了军委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继续为整训国军出力。

其二,李济深领头发动“闽变”,施行联共反蒋和抗日救国路线。蒋介石提出的“安内”方针有两个基点,即“剿共”和铲除异己势力。他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作为与声誉深感不安,遂于5月21日令该军开赴福建参加“剿共”战争,企图让它在与红军之厮杀中两败俱伤,好坐收渔人之利。李济深与十九路军有颇深的渊源,对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年7月间愤而辞职赴香港。他到了香港后,与受蒋打压、刚由国外归来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及第三党的领导者黄琪翔等,秘密商讨以联共反蒋来实现十九路军将士抗日救国的初衷。为此,他们随后分头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在1933年10月下旬的一次秘会上,商定了尽快在福州发动事变和筹组抗日反蒋革命政府等事宜。

经过认真地准备后,李济深于11月18日由港抵达福州,旋与十九路军之领导人在鼓山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发动“闽变”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20日,他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革命代表大会,在福州如期举行。该会在发出的《告民众书》中,公开树起了抗日反蒋大旗——号召国民立刻行动起来,打倒“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厉行黑暗统治”的蒋记南京政府。为此,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国旗,以福州为首都。李济深当选为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21日,李济深与陈铭枢、李章达等通电脱离国民党,另组由陈铭枢任总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次日,他又发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最低纲领十八条》和《对外宣言》等,揭露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和卖国行径,宣告人民革命政府之使命是:打倒蒋介石和消灭南京反动政府,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建设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遵照十九路军与中央工农红军先前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与江西苏区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初步合作,在闽赣地区掀起了抗日反蒋运动。可惜的是,它在蒋介石的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下,很快于1934年1月失败了。李济深等受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国民党中央则第二次开除其党籍。

其三,李济深在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开展新的抗日反蒋战斗。他与陈铭枢等人抵港后并不气馁,鉴于生产人民党已瓦解,他们决定重建一个新的政党,以继续反蒋抗日活动。1935年7月,李济深等在共产党人宣侠父的支持帮助下,组建了抗日反蒋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他本人出任该同盟的主席兼组织部长。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的政治主张,及“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等八条行动纲领,并出版《大众日报》等刊物,宣传抗日与反蒋。1936年1月,李济深与陈铭枢等在港发表“对时局宣言”,阐明抗日与反蒋两者不可分离,呼吁全国的民主革命力量,共同建立起抗日反蒋之联合战线。当陈济棠与李宗仁等于6月发动“两广事变”时,他和蔡廷锴曾应邀前往广西南宁协商抗日反蒋大计,并提出应联合反蒋各派建立民主政府,公开进行抗日反蒋的救国的斗争。李宗仁开始赞同此议,并于7月30日推李济深为广西省府主席,后他又认可蒋桂间达成的妥协条款。李和蔡知事无可为,只好回港继续领导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其四,李济深拥护与支持中共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张。193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反蒋抗日”的政策,改为“逼蒋抗日”后,李济深接受并拥护中共的这一政策,积极参与了日后逼蒋抗日之斗争。如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赞同并支持中共和平解决事变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其当时一面致电南京政府,反对政府内亲日者拟派飞机轰炸西安的做法;一面又致电张学良等,请他定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并同时写信给宋庆龄、何香凝,切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利于实现全国抗战。次年3月,周恩来、叶剑英等派上海抗日救国会成员杨德华到梧州,向李济深转达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点主张。李拥护这些抗日政纲,亲笔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表示将尽力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军事委员会内任职并参与指导全国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被迫实行全面抗战。国共两党为此再度进行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济深在蒋光鼐、张文等陪同下由广西梧州抵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宣布恢复他的党籍,蒋介石则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李济深在军委会下辖的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指导全国特别是南方抗战的进行贡献了智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努力维护国共合作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李济深曾奉命去山西见阎锡山,要求阎与八路军一道牵制日军南下。他在南京沦陷后到了武汉,最后抵达陪都重庆,其间力主应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利抗战之长期进行。李曾对陈诚说:“你要劝蒋先生,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他还为此写长信劝蒋“必须坚持抗战和实现民主两大主张;并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凡是主张抗战的,都让其参加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蒋介石看过信后请李去吃饭,但对其建议却不表态。李对蒋氏此举颇为失望。

第二,李济深在担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副主任期间,扶持并协助共产党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春,国共两党之关系因军事摩擦而日趋紧张。蒋介石为缓和矛盾,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一战地党政委员会,自任委员会主任;3月,李济深应蒋介石、吴稚晖之请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他当时向蒋提出两条:“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李济深在任副主任期间,延聘了一批共产党人到委员会内工作,如让周恩来任委员,又聘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刘一峰等到委员会内任职。他还推荐了不少进步人士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李济深的这些工作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这成为其日后被逐的原因。同年12月中,蒋介石命令他与陈诚齐赴桂林,此行之任务是协助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整训桂南的15万军队,以利于展开反击日寇的冬季攻势与进行桂南会战。

第三,李济深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任内,积极“统筹南方抗日军事”之进行。1940年4月,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改设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并于7月任李济深为办公厅主任。李明知此为蒋氏“调虎离山”之阴谋,但考虑到在桂能较自由地开展抗战工作,即于9月4日欣然离渝飞到桂林上任。他在桂林办公厅主任任内,努力做好5项工作:1、其主持开好党政军联席会议,尽量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威信,去影响第三、四、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张发奎、薛岳实行抗战,并督察各次战役之进行。2、其为保障前线的物质供应,及安定后方人民之生活,主持召开了8省盐粮会议,协调好各省的物质供给,为持久进行抗战奠定了良好基础。3、其尽力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并支持他们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如他在皖南事变后,放走了国民党黑名单上有名字的邹韬奋、李克农、陶行知、田汉、夏衍、徐悲鸿、梁漱溟等人,并先后释放被押的进步人士与学生等70多人。他妥善安排好被软禁在桂林的叶挺将军的生活,甚至还派人赴江西,要顾祝同多方照顾被捕下狱的廖承志。他平时竭力制止特务流氓对冯玉祥派人开办的三户图书社,及陶行知开办的育才学校的捣乱活动。4、其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销后,及时地将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到的医疗器材、药品和款项,转运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帮助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5、其大力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很多活动。大批民主进步人士在香港沦陷前后,陆续地返回桂林。李济深对他们给予妥善安置,并支持他们成立政团开展活动。这使桂林一时呈现出民主抗日的蓬勃景象。

在桂林和桂东南地区坚持敌后抗战

李济深在桂林的民主抗日活动,令蒋介石感到不安——其担心李在外会指挥旧部发动不利于己的事变,遂在1943年11月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一个月后改派李济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受命后表明不去重庆担任此职。1944年2月,蒋氏亲至桂林劝其赴渝上任,李也不为所动。他决心继续留桂进行敌后斗争。是年6月,日军进攻长沙,衡阳告急,中共中央提出了保卫大西南的号召。李济深接受中共党员田汉的建议,出面组织声势浩大的捐款劳军运动。他亲自在火车上、街道上、店铺里进行劝捐,所得钱物不少,旋派田率慰劳队赴衡阳劳军。这对鼓舞部队的抗日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李济深还在桂林发表广播演说,呼吁铲除失败主义,加强民主政治,实行彻底抗战。李济深8月底抵达贺县后,一面大力向民众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一面又与何香凝、柳亚子等共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及促进党内民主改革、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问题。同年10月,日寇以10多万重兵进攻广西,国民党当局组织军民开始了桂柳会战。当战事迫近桂林地区时,李济深表示:“我决心留在敌后与敌周旋……要和人民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直到胜利。”

在桂林和梧州相继失守后,李济深退守到家乡苍梧大坡山,坚持指导桂东南的抗日民主斗争。他这期间致长电给蒋介石,指出蒋氏实行独裁,故无人民拥护;只有实行民主和发动民众,抗日才能胜利。1945年1月,李济深南巡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等地,沿途发动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此间,他组建了苍梧县南区行署和南区抗日自卫委员会,将旧部属云应霖在阳江策反的盐警队,改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警卫队,聘任共产党人陈残云等负责政治工作;其还派人编出油印小报《南报》等,及时报道抗日前线消息和进行抗战宣传。同时,李济深又特别派人与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取得了联系。中共的华南党组织在李济深最困难之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先后派狄超白、李嘉人、连贯、杨基等与他携手战斗。3月,李嘉人曾派陈残云、李伯球去见李济深,将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拟在南方成立由李济深任司令的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及珠江纵队为联军主力的电报内容告知他,并还给其带去黄金1斤、人参1斤及周的电台密码1本。李济深对此十分感动。当他稍后来到广东罗定找部属蔡廷锴,以推动谭启秀等在三罗地区建立与发展抗日武装时,中共三罗党组织又在郁南县特为其召开了千人欢迎大会,以表明三罗人民拥护支持他在敌后进行抗日斗争。李济深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强调自己决意“在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时候,发动民众武装起来抗日救亡”,并号召大家“不要对政府(即重庆)有幻想,要靠自己武装自卫、自救、自治”。他还对中央人士说:“看了你们贴的大会对联‘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感动得垂泪。你们是真正抗日的。”从此认识到:只有与中共领导的广东南路抗日武装联合抗敌,才可以渡过目前的险境,在敌后大有作为。就这样,李济深在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与中共人士合作抗战。他领导组织的桂东南地区人民抗战,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也在党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李济深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六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后,他就和中国人民一同迎来了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转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