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建立。从这天开始，民革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转变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
民革成立初期的政治思想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为推动抗战形势的发展,各民主党派认为,只有以民主为武器,才能促进国内政治的进步,促进国内团结。在这种背景下，何香凝、李济深、陈劭先等人一致认为，要改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除了要广泛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外，同时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从内部进行斗争，于是开始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
1943年8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成立。1946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正式成立。二者的成立，为民革的最终成立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46年，远在美国的冯玉祥专门致信给李济深等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之事应尽快进行。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抗战后中国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蒋介石是“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在李济深看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与其讲团结、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经不可能实现，必须要推翻蒋介石政权。何香凝也认为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和政府的种种行为违背了孙中山的救国救民的意愿，“不过是周厉王、秦始皇这一流人物”。国民党民主派从此反蒋公开化，并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组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胜利，国共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了根本性质变化。国民党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分子摆脱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羁绊,集结到一起,站到人民革命阵营中来。
在各方的奔走与筹备下，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民革在《宣言》中，宣称“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队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成立的任务是“为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而《告本党同志书》则被认为在民革瓦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促进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觉醒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告鲜明地提出了民革的政治主张，指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号召民革党员“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把中国建立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民革还强调，赞同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并呼吁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民革从成立伊始就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立场，并申明了对孙中山精神继承的态度。由于民革所号召的对象是国民党人士,尤其是掌握着军政大权的人物,因此这样的政治立场、主张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力量对比以及思想认识水平提出的。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原本就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满，民革的旗帜和主张使他们看到希望和出路，因此千方百计地与民革取得联系，积极参加民革。至此，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实现了第三次集结。革命的国民党派与蒋介石彻底划清界线、分道扬镳了，国民党民主派的斗争进入由反蒋救国到公开推翻蒋政权的时期。
但从其政治主张看，还存在某些不适当的观点，如认为“三民主义”是“救中国之唯一良方”、“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等。此外民革是由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由于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在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内部有各种思想纷争。有少数人提出搞武装、扩大势力，自成体系，以便一朝全国取得胜利，可以分红；还有一些民革领导，因为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对西方民主政治抱有幻想，希望走上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面对不同人的声音与观点,李济深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认为只要民革能尽快成立、能够团结一切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反对内战、推翻蒋介石政权，其他党内分歧都是小事,因此起草的《成立宣言》等文件照顾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决定通过强调坚持三民主义、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来保证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和总方针政策的一致，保障了民革作为国民党内民主组织的统一和团结。何香凝也曾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团结一些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打倒蒋介石。而这些人都对总理有极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国的道理最能说服他们。”
民革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极力拉拢民革为己所用。民革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民革必须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五一口号”之后民革政治思想的转变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新政权的纲领。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专制独裁、践踏民主，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和平民主的不懈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加之战场上军事势力的对比、人民及舆论的支持，谁代表着中国未来，已是一目了然。
在“五一口号”发布后，民革与民联、民促等立即表示拥护与响应。5月5日，李济深等联合致电毛泽东 ，对“五一口号”第五条极表赞成和拥护，认为“五一口号”的发出“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合本同人等之本旨”，并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满腔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5月23日，谭平山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说：“在这样有利于民主势力的形势下，民主党派再依靠保持现状，不作进一步要求的表示，是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的”，“中共的‘五一’节口号，就是适应人们要求的号召”。谭平山还在文中分析了新政协的作用，认为“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的会议。”这篇文章对于推动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促进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受“五一口号”影响，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谭平山描述到，受“五一口号”影响，“在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些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
6月25日，在经过多次充分讨论，民革公开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赞同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公开表示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这篇声明中，民革对当时“第三方面”的倾向做出了有力的反应，指出“今日中国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地。”民革号召各界人士，要想救国救人民乃至救自己，就要“站到人民阵营方面来”！
此后，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围绕新政协问题，连续召开了十几次会议，认为新政协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其必然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力促新政协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包括民联、民促、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从这年的8月起陆续到达解放区，参与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通过越来越多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践，民革内部思想逐渐得到了统一,认识到三民主义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不可替代,体会到新三民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差别,民革对自己的政治思想提法进行了转变。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第一次正式公开表明了民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这标志着民革实现了从成立初期的联共反蒋，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的重大政治转变。
由此可见，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表后,国民党民主派从初期的联共反蒋、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最高理想转变到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立场上来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作用是明显的。正是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影响下，民革的政治立场实现了重大转变，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政治力量，成为推动民革继续前进的重要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