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这样一句戏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辛亥革命时期是标准的“乱世”：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革命志士千千万万，前仆后继。仅在长沙这一个城市，成立的革命团体就有十几个，如体育社、南薰社、卷施社、图强社、日新社、积健社、南社分社等等。这些革命团体的主张同中有异，革命志士的能力各有所长，产生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绝非易事。但1911年12月29日，中国17个省的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临时大总统，结果孙中山得了16票，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在中外革命史上，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推举出有代表性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辛亥革命之所以选择孙中山担任自己的政治领袖，除开其人具备超乎常人的卓越品质之外（如好学、俭朴，具有平民性格），更主要是因为他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学养，有了解世界潮流的政治眼光和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以及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坚强意志。这些综合因素，成就了一位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
孙中山之所以成为革命领袖，首先由于他缔造了一个新式的革命政党。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了同盟会。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成。兴中会1894年11月成立于美国檀香山，出席者20余人，孙中山任主席。会毕填写了入盟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在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华兴会1903年11月成立于长沙，出席者12人，其中湖南人10人，黄兴被推为会长，与会者有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等，对外以“华兴公司”名义开展活动。黄兴等人出卖祖产充作经费。黄兴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起义策略。光复会1904年10月成立于上海，实际上1903年10月即已在日本酝酿，领导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种族主义色彩十分鲜明。所以，跟华兴会、光复会比较起来，兴中会从一成立就表现了高出一筹的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
同盟会的成员实际可分三类：一、仅有推翻清王朝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没有想过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如光复会的一些成员。二、想在革命胜利后走资本主义的老道路，如胡汉民、汪精卫、邹鲁、居正。三、接受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就是这一类的革命志士。他们主张取西方资本主义的“善果”，“避其恶果”，不照搬西方模式。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明确表示：“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民报》第一号）这就表现出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异常清醒的政治头脑。
要革命，当然还要有一个新式的革命纲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就是三民主义。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这六个字即“三民主义”，是当时革命者对救国救民之道的理论概括。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版的革命书刊中，反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思想，改革经济制度实行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屡见不鲜。但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概括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在国内实现民族团结。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将国旗设计为五色旗，就是象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的“五族共和”。此外，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要使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跟外国人平等，就是希望中国强大，中国人在世界上能扬眉吐气，活得有尊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反对封建专制，让人民有参政权，做国家的主人。因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辛亥革命之后，报禁没有了，言论开放了，结社自由了。不到一年，全国报刊就多达487种，政党、社团271个，这就标志着中国民权状况的初步改变。1921年6月，孙中山还表示要当“工人总统”（见1921年6月9日《孙文力助工人宣言》），表现出孙中山晚年民权观向劳工阶级的倾斜。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大家共同发财。他通俗地表述说：“民生主义就是发财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0日）又说：“民生主义是均富主义”，（《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讲稿》，1924年3月10日）所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想让中国老百姓都有钱。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项主张，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政策保证。“节制资本”就是“大资本国有”，关系国计民生的矿山、水电、交通一律国营，利润为全民所有；同时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平均地权”不是废除土地私有制，而是要核定地价；由于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相关地段的地价肯定会飙升，但其增值部分收归公有，用诸社会，因为社会的繁荣是全民努力的结果，并非土地本身带来的效益。孙中山认为，这些地税征收之后，就可以减少苛捐杂税，甚至“私人永远不会纳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最为宝贵的思想成果。
倡导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是一位平民总统。他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有朋友送他一辆黑色汽车，外国人又送他13匹马，上海有一个投机分子（应夔丞）为谋取总统府庶务科长之职，带来40人做他的侍从队。孙中山好骑马，外出时常骑一匹性格驯良的七号马，有卫士骑自行车相随。有一次遇到百姓围观欢呼，警察分局的巡官拔出指挥刀维持秩序。孙中山制止说：“对老百姓不能这样。”有一位姓萧的盐商，80多岁，只想一睹孙中山的风采，但没有什么要事。传达室想阻止。孙中山说：“好，请他进来，我愿意见他。”见面后萧老先生想下跪，孙中山坚决制止。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离职以后又回归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萧老先生说：“今天我总算看到民主了。”
有了革命政党和革命纲领，还要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孙中山鉴于历史上的许多血的教训，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12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革命元勋黄兴撰写了一副对联：“百折不回，十七次铁血精神，始有去年今日；一笔勾销，四千年帝王历史，才有民主共和。”这就是说，“四千年帝王历史”的终结，用的是暴力革命，靠的是武装斗争。
记得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著名杂文中说，有两种破坏者：一种是盗寇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另一种是革新的破坏者，他们清除旧基地，是为了进行新建设。孙中山就是这种“革新的破坏者”。他认为：革命为了建设，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他对胡汉民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孙中山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提出要实行“开放主义”，或曰“开放门户政策”。他同时强调：对外开放“只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必亡”。他不仅重视物质建设，而且十分重视精神建设，强调“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同时发展），而后能进步”。孙中山的这种建设观，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作为一位政治领袖，要想永葆革命青春，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固步自封，甚至像鲁迅批评的章太炎先生那样，与时代隔绝，用原来拉车前进的粗胳膊去开历史的倒车。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充满了崎岖坎坷，他晚年面临了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进行革命，是依靠少数先知先觉，还是依靠广大民众？二、在革命目标中，要不要加上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三、在建立中华革命党、实行党魁独裁制未见成效之后，要不要改变党的组织方式？四、要不要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型的革命武装？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鲍罗廷）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的协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创立了黄埔军校，掀起了国民革命的新高潮。孙中山本人的革命生涯也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1924年11月13日，为了促成国民会议召开，加速祖国和平统一，孙中山抱病离广州北上，途经香港，上海，日本（长崎、神户），天津，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这时他的病情恶化，于1925年1月26日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发现肝已完全硬化，诊断为肝癌晚期，无法切割，只好重新缝合。接着进行了45个小时的放射性治疗，毫无功效。于是出院，改服中药消肿排水。现根据孙中山尸解档案重新诊断，孙中山得的不是肝病，而是“胆囊腺癌晚期”，并广泛转移。2月24日立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又立家事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这里所说的“住宅”，系海外侨胞所赠。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在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宅逝世，临终前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9日，先移灵于中山公园（原中央公园），12万民众夹道哀悼。
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曾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