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在民革创始人当中，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如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蔡廷锴、蒋光鼐、谭平山、柳亚子等等。其中，有一位人士的身份较为特殊，他就是朱学范。作为近代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中国劳动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创始人，朱学范在国民党军政界资历不算老，活动也不算多。那么，他为何会参与发起创建民革？他早年的人生历程，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立志为劳工争取权益
1905年6月12日，朱学范出生于上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势力强大，朱学范从幼年开始，就强烈地感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心里萌生了为中国劳工争取权益的志向。
1924年，朱学范参加上海邮局招工考试录取，成为一名邮务生。当时中国的邮务系统实行公务员制度，从职员到差工，一律招考录用。邮局高层，几乎完全由列强控制，华工工作虽然稳定，报酬还算不错，可是历来地位低下，受到歧视。虽是职员，但他也体会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趾高气扬、横行无忌。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共产党员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的发动下，20多万民众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朱学范积极参与和组织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指挥这场斗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李立三。从此，朱学范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先后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朱学范积极投入了起义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刚满20岁的他，看到了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阶层团结起来、努力斗争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到极大的摧残，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会，保护工人利益，朱学范于1928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32年，朱学范参与发起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被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全国邮务总工会为维护邮工的利益进行多次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80万工人、店员等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朱学范代表上海邮务工会，担任调查科科长，负责检查各商店的抵制日货情况。“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组织上海邮局工人支援抗战，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还组织了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1933年，朱学范同赵树声、易礼容在上海工人、店员中开始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勇进队”。朱学范自己担任勇进队队长，还创办了《勇进》半月刊杂志，进行抗日宣传。勇进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时进行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领导的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并创办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工会活动，每日发布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稿，使他们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援。这一举措，逐渐改变了上海各报刊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不重视工人运动报道的状况。
代表中国劳工在国际发声
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是国际联盟的附属机构。国际劳工大会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会议决定有关事项；闭会期间，理事会指导该组织工作，国际劳工局是其常设秘书处。朱学范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为中国广大劳工争取合法权益，每次出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期间，他都进行深入调研，了解中国劳工现状，世界各国劳工情况，呼吁各国关注中国劳工和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朱学范的真诚和努力，使他得到了各国劳工代表的尊重和支持，在第二十三届大会上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选举进理事会的劳方代表。
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学范心中建立全国性工会、团结抗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愿望越来越强烈。朱学范认为，中国劳动协会从成立开始，主要局限于国统区，缺少解放区工会的参与。在当时的环境下，朱学范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途径与解放区工会建立正常的联系，建立全国性的工会组织。
1936年6月，朱学范参加了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随后应邀在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参观。在苏参观考察期间，负责接待他的全苏工会的同志问他，是否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见面。朱学范非常高兴，因为这正好和中共同志就中国工人团结反对日本侵略的问题交换意见，就答应了。出乎朱学范意料的是，与他见面的正是他的老朋友李立三。李立三认为，现在国难当头，全国工人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工会要为工人办事，希望双方的工会进行合作。
致力于中国工人团结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朱学范正在返国途中。8月7日，到达上海后，朱学范开始组建工人抗日武装——别动队。他亲自担任了别动队第三支队队长，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当时，中共上海市地下党也派了一些人到第三支队开展活动。上海沦陷后，朱学范被迫离开上海到达香港。
1938年2月7日，朱学范从香港前往武汉。到武汉后，朱学范立即同各业工会的负责人商谈组织全国工人抗战问题，又得到了一致的赞同。3月5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发起人会议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礼堂举行，朱学范主持了这次会议。3月8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起草了工作纲领草案，提出了以团结抗日、改善工人待遇为核心的9项任务。朱学范的这些主张和活动，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不谋而合。
3月24日，朱学范主持召开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时，通过了《欢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本会》的决议。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去电祝贺，朱学范被大会公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解放区工会与国民党统治区工会之间公开联合，使工人运动呈现了一种新气象。各地工人和工人团体，一致要求成立全国工人团体的领导机构，以便集合力量、团结抗日，国民党当局深怕失去对工人运动的控制，触及其独裁统治，因而竭力予以扼杀。虽然朱学范再三争取，但国民政府始终不允许中国工人抗敌总会成立。
武汉陷落后，中国劳动协会于1938年7月迁到重庆。对于工会运动，国民党当局仍旧不给予积极支持，而是多方限制，加以操纵。这使得朱学范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当局顽固独裁的本质，为了追求工人阶级的大团结，追求民主，这名国民党员最终不得不走上了与国民党决裂、与共产党合作、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1939年9月，朱学范出席第八届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返回重庆。在重庆，朱学范通过张晓梅与周恩来约好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会晤。在会谈时，朱学范提出，在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周恩来表示，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朱学范立即表示欢迎。12月8日，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当选为理事长，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廖似光为代表出席了这届年会，廖似光当选为劳协的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协会成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以后劳协同解放区工会的进一步合作特别是为共同参加国际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根据。
为解放区工会争取权益
1945年6月22日，朱学范在重庆收到邓发的电报，得知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解放区工会代表无法参加世界工会代表会议的情况。接到电报后，朱学范与易礼容一起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了中共代表王若飞，商谈了中国工会组织统一代表团出席于当年９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大会的问题，并表明劳协的态度，同意解放区工会派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并请他转告周恩来。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同朱学范详细具体地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朱学范对周恩来提出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9月9日，周恩来给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写信通报了他与朱学范会谈的情况。当天，周恩来给朱学范送来了亲笔信。通过以上交往，朱学范深感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此后，在朱学范的力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虽极力阻挠，但不得不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协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工会组织的无理压制和封锁。
在朱学范的帮助下，邓发成功地出席了同年9月至10月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发言。在这次会议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
1945年11月5日至11月15日，朱学范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中国的邓发作为劳工代表的顾问，也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解放区工会代表第一次参加国际劳工大会。
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
1946年1月26日，朱学范和邓发回到重庆。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闭幕，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面对这一形势，朱学范认为劳协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经与易礼容商量后，朱学范决定以解放区工会的八项主张为基础，起草了《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这个文件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广大工人的合法权益，其真实用意在反对内战，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生活费用的飞涨和工人待遇的下降。这个主张的发表，在国内劳工界和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遭到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责难和攻击。
2月10日，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闭幕，中国劳动协会同民主建国会、全国邮务总工会等20多个团体在重庆发起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本来的庆祝大会却变成了流氓暴徒施展淫威的地方，最终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朱学范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2月11日，他同李德全、阎宝航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向秘书长吴铁城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时，国民党当局倒打一耙，诬陷劳协是破坏会场的“暴徒”。国民党重庆地方法院还控告李公朴、朱学范等人“公然聚众强暴胁迫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朱学范和劳协聘请史良等人为辩护律师，对簿公堂。在国民党当局的包庇下，法院只开庭审理了一次，最后不了了之。
1946年4月8日，邓发因飞机失事遇难。为了尽快恢复解放区工会同劳协的工作联系，同月下旬，朱学范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单独前往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拜会了周恩来，请示了解放区工会派新代表接替邓发、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协如何共同开展国际联络和宣传活动、与世界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联系等问题。同年6月，朱学范和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
1946年8月6日清晨，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六事件。事件发生后，朱学范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奔走，动员国内外一切舆论力量，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世界工联、各大国总工会特别是美国劳联和产联发电报，说明了事实真相。国际国内舆论对八六事件反映十分强烈，大大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国民党当局为了缩小事态，把这一事件说成是重庆市总工会同劳协的纠纷，并企图拉拢朱学范。蒋介石还亲自在庐山接见朱学范，逼他就范。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劳协的被捕人员，但对朱学范等人仍提起“公诉”，以便为以后迫害朱学范留下借口。
10月，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1月1日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借以推行其独裁统治。朱学范经过认真考虑，毅然决定自己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不久，朱学范发表《上海声明》，并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从此，朱学范及他领导的劳动协会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朱学范到香港后，会见了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等人，并同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国民党当局对朱学范十分仇恨，派特务对朱学范进行暗害，使他遭遇到一次神秘的“车祸”，朱学范右肩骨受伤折断，但性命无碍。他住进了香港的玛丽医院，三个多月才把伤养好。
朱学范受伤住院、休养期间，通过与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密切接触，对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主张有了深入的了解。就这样，朱学范义无反顾，积极参与到民革的创建工作中。
朱学范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人民崎岖坎坷、饱含艰辛的屈辱历程，他参与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复兴之路，作为民族的杰出人物和时代精英，他的一生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时代的发展方向和人民的普遍追求，他的一生是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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