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祖父郑洞国---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
[2015年05月2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承德市委员会
长春解放时的郑洞国
1924年春，从湘西大山中走出一位热血青年，他辗转数千里，前往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为了能参加革命，错过报名期限的他，甚至冒用他人之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谁能料到，当年的文弱书生，10余年后竟成为一代名将。他便是在抗日战场上功绩赫赫的郑洞国。日前，郑洞国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刘海儿的专访，讲述了祖父晚年的心路历程。
（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应当说祖父都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将领。
祖父在黄埔系中被称为“长者”，并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心胸宽厚，用兵稳健大胆。国共合作分裂后，祖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他参加过内战，也抗击过日本侵略者，但我后来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从1933年到1945年，长达10多年的时间中，只有一小段，比如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进攻中央苏区，他参加了。大多数时间，他都驰骋在抗日疆场，参加了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战役。1933年的长城抗战，祖父任中央军第17军2师4旅旅长，在古北口死守两个月。战役期间，祖父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杀未遂，形势岌岌可危。祖父立即率部连夜返回前线。当他赶到前线时，阵地上尸横遍野，当时晨曦微露，满山都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士兵，祖父手里只有1000多士兵，他急了，脱掉军装，带着一个特务排，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战士们也都豁出去了，就是这股拼劲儿，打退了日本人，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的时间。
1938年3月，祖父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8军军长。之后，他随着部队南撤，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其他一系列战役，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还是昆仑关战役。1938年底，祖父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 （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承担正面主攻任务，同号称“钢军”的日本第5师团血战20余日，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5师第12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及部属5000余人，一举攻克昆仑关天险。后升任新编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陷后，祖父指挥第8军在长江一线负责防务近两年，击退日军数次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1943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发来急电，将祖父从鄂西前线召回重庆，任命他为中国驻印度军新1军军长。当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跟史迪威闹翻了，被史迪威赶走，蒋介石开始物色人选，最终他们想到了为人忠厚、温文尔雅的郑洞国。
当时的缅甸战场万众瞩目，中国军队在后来的作战中可谓摧枯拉朽，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但对于祖父来讲，作为一个军人，却很烦恼。名义上是军长，其实说什么都不算，只能管部队的军风纪律；另一边，蒋介石又给他施压，还得把握这十万大军。史迪威很霸道，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底下的中国军官，只要是史迪威看不上眼的，马上送上飞机，回国！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军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好在随着共事日久，史迪威与祖父的关系逐渐融洽，祖父随着史迪威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18师团的战斗。在密支那战役的关键时刻，祖父受命到前线指挥，最终攻克了这座缅北重镇。1944年9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1945年8月，祖父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二）
应当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地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嘛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1948年东北内战开始后，那里的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7个月，这7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曾在撰写的文史资料中说：“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长春和平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后方休息，很优待他，住一个小楼，还把继祖母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这个时候，祖父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他看到他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道理。他开始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迁居北京。这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祖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这次到毛主席家吃饭，祖父有些战战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主席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坐下来以后，主席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主席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主席：“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主席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主席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三）
五十年代，祖父不过五十几岁，从前他是那么叱咤风云，而今忽然闲散下来，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静，而且他把自己调适得非常好。虽然不必按点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包括民革的、政协的，还有些对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
他从来没有觉得寂寞，常跟朋友们打打桥牌。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还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们家里的常客，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杜聿明也老到我家来打牌。杜聿明老两口打牌还耍赖。祖父说：“他是自己的老长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纠正。”可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就在一边说：“爸，你不能耍赖。”后来年纪大了也打不动了。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至于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问题，他并没有看到。他跟我讲过，原来一天两本《大内参》觉得看不过来，就退了。每天只看《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其次，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非常谨慎，自己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去讲，有点儿街谈巷议，他觉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讲，因此“反右”对于祖父来说“风平浪静”。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大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繁忙，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 （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谈，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祖父想这从何来？有什么根据呢？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 “内奸”。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那边就继续“启发”，说“我们现在有确凿的事实，而且张学思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事。你的年纪大了，而且隔了几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说再想想。之后这些人不断来，来了好多次。祖父后来跟他们讲，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当时，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是副司令长官，而且是管作战的，杜聿明生病，他两度代替指挥，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这下急了，就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祖父一看这些人翻脸了，出于自尊，他冷冷地说：“你们冤枉没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对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
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80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我妈管家，每个礼拜都有几个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没吃没喝，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
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老人家的一贯想法，觉得给国家减轻点儿负担，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现在有困难，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聊表寸心。
1991年1月27日凌晨，祖父走完了88年的漫漫人生道路。临终前他说：“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将来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